重庆市安徽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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徽商好儒的文化渊源与现实体现

徽州素称“东南邹鲁”。明清时期,徽商商业资本之巨,从贾人数之众、活动区域之广、经营行业之多、经营能力之强,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,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。徽商活动范围“几遍宇内”,所谓“山陬海涯无所不至”,在江南各地,特别是离徽州不远处的全国经济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一带,向有“无徽不成镇”之说。徽商的一个显明的特点是“贾而好儒”,“贾儒结合”,徽商的本质是儒商,他们或是“先儒后贾”,或是“先贾后儒”,或是“亦贾亦儒”。
  一、徽商好儒的历史文化渊源
  徽商之好儒,有其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,“新安为文公阙里,后先相望,斯文盛昌”。著名的思想家、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祖籍徽州婺源(今属江西上饶),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为徽人好儒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。朱熹虽生于闽,宦于闽,而其文多自称“茶院九世孙”,又称“新安朱熹”,即不忘其旧也。朱熹两次回乡讲学授徒,培养了大批徽州弟子,朱子之学转相授受,历朝不绝,形成了宋明理学之一重要分支——新安理学。朱子死后,先后有宋理宗追封信国公,绍定年间改封徽国公,宋度宗咸淳中诏赐婺源朱氏故居名“文公阙里”。明嘉靖间又诏婺源朱熹十一世孙朱墅为翰林院五经博士,“世荫录勿绝”。清康熙、乾隆先后亲书“学达性天”,“道脉薪传”等匾赐歙县紫阳书院悬挂。朱熹理学对徽州政治、经济、学术、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自元代起,朱子之书列为科举必读之书,天下读书士子莫不朝夕诵读。而徽州人读朱子书,则又有更为深厚的桑梓之情,他们认为:“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,则宜读朱子之书,服朱子之教,秉朱子之礼,以邹鲁之风自待,而以朱子之风传子若孙也。”徽州人不仅读朱子之书,且世代敬奉朱子,无论为官、为商、为农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,数百年来,徽州文风炽盛,人文蔚起,名家辈出,风俗淳厚。仅以婺源为例:宋以下600余年间,婺源中进士者554人,举人718人,留下了“三代四进士”、“一门十一进士”、“六部四尚书”等佳话。婺源学者著述收入四库全书的竟达170余部。在这样的地方文化氛围中,徽商之好儒也就不足为怪了。许多徽商在从商之前皆是儒生,他们从很小时就熟读经史,有较高的儒学修养。只因“士而成功者十之一”,所以,在科举之途上碰壁的读书人就只好“弃儒从贾”,即“先儒后贾”,“以儒服贾”。这些儒生虽然改换“贾”服,但对儒学仍情有独钟。他们从现象上看忙碌于商务,但其本质却是“儒”,以“儒”作为内在素质来经商,以儒学的哲学与伦理来指导经商。
  二、徽商好儒的具体表现
  徽商之好儒,表现在他们从事商务活动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儒家思想来指导,用儒家思想来要求自己,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,其具体表现如下:
  (一)以“仁”为本,以义统利。
  孔夫子的“仁者爱人”,孟子的“人性善”,可以说是儒家伦理中的核心概念,是对个人德行的最高要求。把“仁”、“善”的要领贯彻到经商实践中,就必须坚持方法与手段的合理性与合德性,使经商能达到“至善”的目的。清代歙县商人吴彦先,“平生仁心为质,视人之急如己,力所可为即默任其劳,事成而人不知其德。其或有形格势阻,辄食为之不宁”。他经常谆谆告诫儿子说:“我祖宗七世温饱,惟食此心田之报。今遗汝十二字:存好心、行好事、说好话、亲好人。”又尝说:“人生学与年俱进,我觉‘厚’之一字,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。”教导其子孙在经商中要存仁爱之心、宽厚之德。
  儒家学者并不反对利,但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重义轻利,把义和利看作既对立又统一的整体,以公利为上。孔子要求人们“见利思义”,甚而“舍生取义”。他说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,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”这个道,便是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原则,朱熹说:“不以其道得之,谓不当得而得之。然于富贵则不处,于贫贱则不去。君子之审富贵而安贫贱也如此。”因此,儒家在处理义和利关系时,主张义、利并举,所谓“礼以行义,义而生利,利以平民,政之大节”,就是将义和利统一起来。清黟县商人舒遵刚对义、利关系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。他说:“生财有大道,以义为利,不以利为利”,并说:“钱,泉也,如流泉然,有源斯有流。今之以狡诈生财者,自塞其源也;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财者,与夫奢侈而滥于财者,皆自竭其流也。……圣人言‘以义为利’。又言‘见义不为,无勇’。则因义而用财,岂徒不竭其流而已,抑且有以裕其源,即所谓大道也”。就是说,“因义用财”才能开辟财源,使之流而不竭,既收到经济效益,又收到社会效益。
  徽商在商业交往或人际交往过程中,能从仁义道德出发,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,尤其是不趁人之危,以黑吃黑。《婺源县志》载:尝有一粤商贩珠宝适邑。途中听得担夫欲以商瞒税诉之官,遂将珠宝寄存于婺商店主汪源家。抵城后,担夫果诉于官。经查无着,担夫受妄言之罪。珠商亦不敢返取珠宝,仓卒远逃。至芙蓉五岭间,则汪源已在树下等候多时。粤商喜出望外,欲均分以酬,汪拒之,尽数归还。后有司旌表其义,反汪源地称为“还珠里”。据志载,徽人“家居为俭啬而务蓄积,女人尤号能俭。”然而在社会之公利面前,他们往往变俭啬为慷慨。明时,有婺源桃源乡人詹景端,经商运米四千二百石至饶。时值岁歉,民饥饿,景端尽捐其米以济,活人无数,江右人勒石铭颂其德。为了社会与人民的公利,徽商能做到抛千金而不惜。
  (二)以诚待人,以信接物。
  朱熹说:“诚包含有实理、诚悫两重意思”。“诚,实理也”、“诚是不欺妄底意思”,“亡诓欺诈不诚,信是个人所为之实。”仁义礼智信“五性”之中,实有是仁,实有是义,实有是礼,实有是智,便是信。将诚信用于商业,便是要求经营者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,不搞假冒伪劣,不行欺骗妄诞。此正是徽商在商业活动中属守的基本原则。《江南通志.舆地志》风俗篇有谓徽州,“地杂瓯骆,性刚强,君子务为奇行高节,而羞不义。……冠冕之伦,多尚气节,矜取予,有唐风瞿瞿之意”。在清代,婺源茶商朱文炽在广东经营茶叶生意,每当出售的新茶过期后,他总是不听别人的劝阻,在与人交易的契约上注明“陈茶”二字,以示不欺。这样的例子,在徽州历代的史籍里俯拾可得。
  徽商在全国各大中城市中信誉甚高。一是“货真”。徽商坚决反对做买卖以次充好,以假充真,对消费者极不负责的奸商行为。《太函集》中说:汪处士出门做生意,与子弟约法三章,“毋以苦杂良”,即不要搞商业掺假这一套。《大泌山房集》载:明歙西富源人胡仁之,“贾嘉禾(江西南丰),年饥,斗米千钱,同人请杂以苦恶,持不可”。二是“价实”。历代都把“口不二价”视为经商者之美德。《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》记载说;歙商许文才“贸迁货居,市不二价”。《婺源县志》载:商人黄龙孙“贸易无二价,不求赢;余,取给朝夕而已”。三是“量足”。市场计量,缺尺少寸,克扣斤两,是要受到广大消费者谴责的。徽商深知这一点,自觉地以量足为美德。《休宁率东程氏家谱》载:明代休宁商人程莹,游贾他乡,“出纳平准之宜……不舞智以笼人,不专利以取怨”。《丰南志》中;亦载:明歙人吴一新业鹾浙中,“宁奉法而折阅,不饰智以求;赢”。《许文穆公集》载:明歙人许文穆(即许国)“尝与他贾市米,岁计倍赢,公竟谢去”。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谢去,许国说:‘“夫出入不同量,以是为利,虽什百非我愿也”。四是“守信”。讲究信用,即遵守诺言,实践成约,以取得顾客的信任。徽商就是这样做的。歙商吴南坡说:“人宁贸诈,吾宁贸信,终不以五尺童于而饰价为期。”《醉醒石》第四回中讲到:徽州婺源县木商程翁,“做人朴实,与人说话,应允不移。如与人相约巳刻,决不到午刻。应人一百两,决不九十九两”。清代黟县商人胡荣命,更是个典型了。他在江西吴城“贾五十余年……名重吴城”。晚年罢归时,有人“以重价赁其肆名”,荣命不干,他说:“彼果诚实,何藉吾名?欲藉吾名,彼先不诚,终必累吾名也。”
  (三)研究市场,随机应变
  徽商有较敏锐的商业眼光,善于研究市场,把握时机,做生意灵活变通。商场如战场,能否准确及时地把握时机,得失只在几微之间。这其中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并善于捕捉信息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徽人好读圣贤朱子书,文化素养较高,能够在风云多变的商场中权衡利弊,击败竞争对手。《江南通志.舆地志》风俗篇载徽州“山居十之五,民鲜田畴,以货殖为恒产,善识低昂时取予,以故贾之所入,视旁郡倍厚”。明休宁程镇鲁始“举宗贤数十人,俱人持三百缗合从贾于吴兴新市。……久之,业起,十人皆不资”。新安汪氏经营布匹,“十年富甲诸商”。道光《徽州府志》说徽商“善识低昂,时取予,以故商之所入视旁郡倍厚”。这就是指他们善于了解行情,利用行情。嘉靖年间,歙商许秩曾介绍其经商的经过,说是一日翻阅《货殖列传》,看到了其中叙述的蜀中商人从事贸易获取巨利的情况,他便买船沿江西上到达成都,并贩运货物于川蜀齐鲁之间,“往来者再”,“资金益饶”。《货殖列传》所载的内容,为许秩进行成功的贸易提供了信息。很多徽州商人,都善于通过对一地某种物品短缺情况的了解作出决策,然后从有此种物品多余的产地贱价贩运来,以从中谋取厚利。
  徽商的好儒还表现为富而儒化。一是谋求政治地位。由于历代统治者坚持重农轻商的政策,商人即使富有,政治地位仍然低下。历代科举还有规定,商人不能应试登第。到明代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,商人可以出钱买官捐官,商人子弟也能业儒为士,参加科举考试,进入仕途。商人或商人子弟进入官场,封建政府中就有了商业资本的代言人,在施政和执政中代表他们的利益。所以,徽商在富裕之后,有的花数千、数万两银子去捐个八品至五品的官衔;有的培养子弟,业儒求仕。如休宁人金声,父贾于楚,以富称,乃精心教读儒书,得中崇祯元年进士,慷慨面陈时务,崇祯为之心动。二是重视智力投资。《休宁县志》载:“明代徽州56万人口.书院多达54所。”清康熙年间统计,徽州六邑设有社学462所。而且,宋之紫阳书院,明之还古书院、清之东山书院,都很有特色。此外,一些名宗望族,缙绅之家还广兴家族塾学之风,举办各种类型的文化教育事业,利用各种方式教育子弟,开馆助读,形成“十户之村,不废诵读”、“徽州茅屋书声朗”、“远山深谷,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”之盛况。《婺源县志》载:考川胡淀,建明经书院,延四方学者,自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。历十年,学者盈千人。大畈汪绍,于居室之南辟义学四友堂,教授乡里子弟;捐田三百亩以充膳费。歙人吴之录,清时置义田,设义学以教养族人。三是富而好施,扶危济困。徽商经营于外,赚了钱,多乐于为公益事业助资,也能于急难中济困扶危。明代婺人朱腾远经商于楚,一次道经芝城,宿旅舍,闻有邻妇哭声达旦,询之,妇告夫因被诬下狱,非千金莫能救。腾远慷慨倾囊以赠。清时,有婺商胡正炬,乾隆九年洪水骤发,河中溺者甚多,正炬急起捐募救灾,使生者活之,死者葬之。俞履绥与继妻程氏一生乐善好施,皖北水灾,捐洋1500元;始兴修路,潮州风灾,各捐洋数百元;日本地震捐洋1500元,县内修路建桥,莫不乐为资助。民初,婺人因经商谋事外埠,有丧必运柩返乡,县人程述卿等首倡,各商埠会馆大力支持,募捐集资数千银元,建“以妥堂旅榇所”,使旅外殁者有返乡之费和停柩之所。
  三、徽商好儒的现代价值
  徽商崛起于明清,衰落于清末,历时四五百年而走完了他们的历程。徽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,它所积淀于社会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。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,就在于“儒”字。也就是这个“儒”字,使徽商追逐财富成为手段,求功名做官才是归宿,因此,尽管徽商把生意做得很大,却做得三心二意。到19世纪末,当徽商所代表的封建经济没落时,正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登陆中国之时。从经济学的角度看,很明显,此时只有把大量资金投入实业,实现商业与产业的结合才能获得新生。但“官本位”的徽商却做不到,他们已经没有财力去投资产业了。即使象胡雪岩这样一代“红顶商人”,最终还是遭到了“灭顶之灾”。如果我们醉心于历史上的徽商的成功与辉煌,将他们的经营理念以及对文化传统的态度完全继承过来,那就显得“刻舟求剑”了。当今商业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传统的徽商精神虽然已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,对于它的不合乎现代商业精神的成分必须扬弃。但徽商贾儒相邦、敬业拼搏、诚信进取、勤俭协和的理念以及坚忍不拔、吃苦耐劳,讲求商业道德等精神。还是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借鉴的。
  (一)“徽商的成功,固然与他们的能力和素质有关,但决定性的因素是:离徽州不远处就是全国经济最发达、人口最稠密的长江三角洲”。从徽州出发的交通路线非常方便,沿新安江而下,经富春江、钱塘江,即可到达杭州,进入浙江最富庶的杭嘉湖地区。经青弋江等水路进入长江,顺流而下就可至南京、镇江、扬州,经大运河沟通各地。由于都是顺流而下,便于将徽州的土产如竹、木、石料、药材、纸、茶叶等外运,回程则可运输丝绸、百货、粮食等商品。有了这样一个稳定的大市场,徽商的生存和发展就不再受到徽州本地的制约,不再限于经营药材、茶叶、纸墨、竹木等本地产品,而是以从事“两头在外”的商业为主,即从外地采购商品,在外地销售。徽商还充分利用扬州和大运河的特殊优势,通过承包官盐销售,获得巨额财富,并形成一个盐商群体,长期垄断官营盐业,并扩展到沿运河城镇的商业。长江三角洲是徽商经商获利的主要场所。多数徽商自幼离家,追随在外经商的父兄,或者在同乡、亲友的商店当学徒,成年回家结婚,然后又外出经商,仅年节返乡团聚。明清以来还有不少徽商迁离家乡,在经商地定居,只是偶尔回原籍扫墓省亲。年深日久,一些徽商后裔已经融入迁入地,其影响也扩大到商业以外的范围。但他们继续通过会馆、行会、同乡会等途径维持着徽商群体,保持相互间的联系。今天我们不时可以听到“重振徽商雄风”的口号,时过境迁,今古异势,当年的“雄风”能否重振,如何重振,都应认真研究。但回顾历史,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,新的“徽商”也离不开长江三角洲这个大市场。
  (二)徽商的信、诚精神,对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,尤其值得弘扬。孔子说:“君子言必信,信必果。”要求人们讲真话,办实事,答应了的事,签订了契约合同,即使出现意外情况,也要全力以赴,实施兑现。诚就是不欺骗,货真价实,童叟无欺。信是个人所为之实,就是讲信誉、守信用。市场经济从本质上看,是一种法制经济,是建立在经济自由、经济公平、平等竞争基础上的法制经济。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是刚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,在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人治传统的国度里,它所遭受的最大障碍,就是人们法制观念的普遍低下。近几年,假冒伪劣商品严重泛滥,商业欺骗手段花样百出,除了加强法制建设之外,内在的道德教育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。儒家教化学说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特点,就在于在实施教化过程中,把社会的道德规范内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。在这方面,徽商自觉地以儒家道德观念规范自己的商业行动,把信、诚作为待人接物的基本原则,无疑地为商业工作者树立了榜样。弘扬信、诚的职业道德,建立社会主义法制轨道下正常的商业秩序,这是时代的要求,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。
  (三)从历史上贾儒结合的模式中,悟出其在今天的表现形式,即造就新一代具有相当思想理论素质和专业技术造诣的商业工作者,创造性的开展工作。韩国学者尹丝淳曾指出:儒学特别重视对知识的探求,儒学理论中强调探究合理、实践伦理、重视理性,这是促进儒教圈近代产业化的巨大潜力。西方一些著名学者认为,要想解决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,必须到孔子那里寻求智慧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,解决好“为什么发展,如何更快更好地发展”这一问题,重要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精髓,与中国传统文化和市场经济原理三者结合起来,挖掘民族内在的巨大潜力,解决并处理好初级阶段的种种弊端,这些都需要大力培养能熟练地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,熟悉国情、熟悉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,能正确地处理好商业工作中的各种现实问题的现代商业工作者。
  (四)树立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,发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,济困扶危,赈济救灾。徽商的可贵之处,在于注重人才投资,振兴教育事业;在于他们的慈善与公益事业不只是关注自己的乡里与亲友,而是全社会的。这正是儒家知识分子“以天下为己任”观念的具体实践。当今中国,贫富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,一些地方教育落后,群众的文化素质低下,大量的公益设施得不到改善,这些都需要把徽商发展教育和慈善公益事业,济困扶危,赈济救灾的精神弘扬光大,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。
  徽商创造了儒商精神,数百年来,儒商精神又丰富并深化了中国的传统经济、政治和文化。今天,我们大力弘扬徽商精神,决不能把“贾儒相邦”片面地认为是官商结合、权钱结合,甚至反对儒商的提法,进而断章取义,“一叶遮目,不见泰山”,忽视了儒商精神留给后人的无穷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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